三、《臺灣日日新報》^[1]所報導的登革熱 

    1902年（明治35年）7月《臺灣日日新報》首次明確刊載廈門流行天狗熱的訊息：「廈門人到南洋工作而傳入天狗熱，這種病對於身體老弱者會致命，發病後二到三日間便全身發熱、起疹子和關節疼痛。對於此病的了解主要來自西班牙人的罹病經驗，病名遂從西班牙語來的，後來英美人士普遍使用，意思為「破骨」之意，也有人稱為「華奢熱」，馬尼拉戰役時，不少士兵罹患此病。與廈門只有一衣帶水之隔的臺灣也遭受侵襲。^[2]」在這篇報導裡，並未說明疫情有傳入臺灣的徵象，不過從清領到日治時期臺灣與廈門之間地理鄰近，間又貿易往來頻繁，1986年的鼠疫就是藉由這一途徑傳入臺灣，日本殖民政府想必對此後臺灣的登革熱疫情已有心理準備。

    果不其然，翌年六月底臺南地區爆發登革熱疫情，八月基隆地區相繼傳出疫情^[3]。根據1903年8月13日基隆地區的報導，感染人數超過500名，死亡45人。這波的疫情似乎還算是侷限在特定區域性的疫情，這可能是與此時臺灣的交通往來尚未發達有關。1908年4月20日，臺灣西部縱貫鐵路全縣通車，讓過去臺北到臺南需要九天的時程，縮短到半日，禍福相倚，1915年爆發的登革熱大流行，從當時的打狗（高雄）開始，很快蔓延到全臺，據估計這次的疫情全臺有近半人口感染登革熱^[4]。《臺灣日日新報》從8月12日到11月14日之間，計有38則以「デング熱為名」的報導，平均兩日左右就有一則相關的新聞，顯見這次疫情的急迫性。

    同年10月13日的報導中出現一篇以「庸醫殺人」為名的報導：「者番之天狗熱病，起病之初，藏熱未發，口不渴而惡寒，狀如風寒之症，庸醫多投發表之劑，及溫燥之藥，貽害不淺。如艋舺大厝口街黃某，俗乎狗頭先，無鑑札之密醫也。閱得幾卷修園傷寒論，自謂當世名醫。凡遇秋燥、濕溫及天狗諸病，以其狀似風寒，每用麻黃、桂枝湯，被殺者指難勝屈，嗚呼人命草管，某能自無咎耶。^[5]」這篇短文的撰寫者對於傳統醫學的造詣並不低，而且字裡行間對於清代寒溫之辨的重點—初發之時的寒熱癥象、投辛溫發表或辛涼清熱之劑的論述，也頗見功底，應該是接受過傳統漢學教育、並且精通中醫經典屬溫病派的儒醫之流^[6]。文中黃姓狗頭先（仙），看起來亦是儒醫之流，但應屬傷寒派的漢醫。

    這篇文字裡固然有傳統醫學「寒溫之爭」意氣的成分，但是所點出的事實—發病初期狀似「風寒之症」，並不足以作為辛溫發表的憑證，更重要的是後續所藏未發的熱。證諸於現代醫學，烈性傳染病發病之初末梢血管痙攣也多有惡寒之癥，然後隨之惡寒重，對應之後的細胞激素風暴期的發熱亦重，若拘泥於傷寒之說，在初起之症投辛溫熱藥，確實會造成病情之惡化。這則案例不禁讓人鈎起蘇東坡「聖散子」方「殺人無數」的歷史案例^[7]，當代中醫或者應引為殷鑑^[8]。

四、結語

    由斑蚊所傳播的登革熱，由於並無特效藥，只能採取撲滅病媒蚊的方式作為預防手段，且病媒蚊生命力頑強難以根除，早就被視為頑固社區型傳染病。自1896年（明治29年）至1944年（昭和19年）維持近半世紀的《臺灣日日新報中》以「天狗熱」為名的報導計42篇，以「デング熱」為名的報導則有124篇，幾乎貫串了整個日本統治臺灣的半個世紀，登革熱的頑強程度可見一斑。

    在這一百餘篇的報導又有區別，日文版《日日新報》，基本上多是從西醫的視角出發所作的報導；漢文版《日日新報》雖亦以當時西醫的觀念作為主流，但間雜少量漢醫的論述，尚可勉強窺見當時本島漢醫對於登革熱這種熱性病的觀察與治驗。綜觀這一百餘篇的報導，約略可以得到幾點觀察結果，其一，日治時期的公衛政策非常的用心周延，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仍會讚嘆一百多年前總督府公衛政策規制之完備先進。同時亦可認為這半個世紀，疫情得以控制，主要須歸功於公衛政策之得力。其二、在整體防疫的醫療人力的規劃上，本島醫生並未被排除在主流醫療之外。其三、限於時代條件，當時抑制病媒蚊的一般材料，諸如硝石、除蟲菊、木炭、樟腦、砒霜等並不分中西醫，都是共通的。其四、當時的西醫雖然確定了病源體的傳播是經由蚊子叮咬，在疫情的防治上頗見成效，但在罹病者的治療上，仍偏向支持性的補充營養、休息，以及期待身體的自我療癒。

    針對最後一點，傳統醫學對於病原的認識雖然頗嫌落後，但是辨證論治的思維模式下，「辛涼清熱」方劑，仍是積極有效的解方之一。此外，登革熱所造成的後遺症：不管是長期疲累，或者是精神（神經）障礙、睡眠障礙、惡夢症、低血壓、嘔吐、出汗、頻尿等症狀^[9]，傳統醫學都有較好的解決方案。也是當前中醫應戮力以赴的機會跟標的。

參考文獻與註釋

[1]《臺灣日日新報》是1898年時，由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整併了屬於薩摩派的《臺灣新報》及長州派的《臺灣日報》而成的報紙，因為臺灣總督府在背後的支持，是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第一大報，是最能反映時代訊息的報刊。

[2]〈廈門特信－デング熱の襲來〉，《臺灣日日新報》，第1270號，1902年7月26日。（轉引自吳榮發，〈登革熱：日治時期臺灣的急性傳染熱病〉，《高雄文獻》，1(3&4)，2011年）。

[3]〈デング熱の蔓延〉，《臺灣日日新報》第1548號，1903年6月30日；〈基隆のデング熱〉，《臺灣日日新報》，1586號，1903年8月13日。

[4]吳榮發，〈登革熱：日治時期臺灣的急性傳染熱病〉，《高雄文獻》，1(3&4)，2011年。

[5]〈庸醫殺人〉，《臺灣日日新報》，第5499號，1915年10月13日。

[6]其論述概本諸於明·吳又可《溫疫論》：「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之說，烈性傳染病發病之初，多見上述的先發熱惡寒，繼之發熱無寒的通則。

[7]蘇軾於元豐三年（1080）、元佑四年（1089）成功以「聖散子」控制疫情，然而後世醫家照搬成例，卻前後在宋代宣和年間、南宋辛未年永嘉瘟疫以及明代弘治癸丑年吳中瘟疫，因不辨病性，導致「殺人無數」的事件。

[8]前引《澎湖廳志》明言「服熱劑則死，惟服冷可愈」，1924年7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一篇名為「北門特訊」的專欄文章在文末附了一段小文章，節錄如下：「現劑北門郡下各地流行天狗熱，初得之時，覺骨節疼痛，頭目眩暈，熱度驟升，身上出現丹疹，須急服退熱解毒涼劑，若遲疑起肺炎，則瀕於危險矣。曾聞某老醫云，斯病領臺前一年，亦見流行，形似麻疹，名曰鎖骨疹，甚至腸喉亦有之，宜早服藥廓清熱毒為要。」是則臺灣本島醫生對於登革熱一類熱病，應服涼藥早有共識。」

[9]精神障礙以下諸症，為和氣嚴氏在1944年臺灣醫學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吳榮發，〈登革熱：日治時期臺灣的急性傳染熱病〉，《高雄文獻》，1(3&4)，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