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本文彙整2025年有關中醫藥治療登革熱的研究文獻,內容涵蓋中醫學對登革熱病機的認識與治療論述、體外與動物實驗等實驗室研究、以及以真實病人為對象的臨床試驗,並收錄一篇文獻計量學研究作為背景參考。為呈現一個較完整的閱讀脈絡,本版依論述性質將文獻回顧分為四章:第一章「中醫藥論述」介紹中醫學者對登革熱病機的理論建構與名醫臨床經驗;第二章「實驗室研究」整理體外細胞實驗、動物實驗及網絡藥理學等機制性研究;第三章「臨床試驗」則彙整以登革熱病人為對象、具對照設計之研究,並依證據等級由高至低排序;第四章「文獻計量與研究趨勢分析」收錄以知識圖譜方法分析研究趨勢之文獻。讀者可循此脈絡,由中醫理論與經驗出發,經實驗室機制證據,最終對照臨床試驗結果,藉以審慎評估中醫藥治療登革熱之研究現況與應用價值。
二、中醫藥論述
登革熱屬中醫「瘟疫」範疇,廣東省名中醫劉小虹教授認為,登革熱是因蚊蟲叮咬傳播而引起的陽毒疫邪感染,其病機以風、濕、熱、瘀交互為患,貫穿疾病發展全程。劉小虹教授根據病程與證候變化,提出「三期五型」辨證論治架構:初期邪犯肺衛,症見發熱惡寒、頭痛周身酸痛,治以清暑利濕透邪,方選銀翹散加減;極期則依證候輕重再分濕熱鬱遏、氣營(血)兩燔、陰竭陽脫三型,分別治以清暑化濕解毒(甘露消毒丹、達原飲)、清氣透營涼血解毒(清瘟敗毒飲、清營湯)及回陽固脫(參附湯合生脈散);恢復期則屬余邪未盡、氣陰兩傷,宜清熱化濕以清余邪、健脾和胃兼補益氣陰(竹葉石膏湯合生脈飲)。劉小虹教授據此創制特色良方「崗藿清瘟湯」,由崗梅根、廣藿香、金銀花、連翹、防風、荊芥穗、柴胡、蒼朮、羌活、人工牛黃共10味中藥組成,以疏風解表、清熱解毒、祛濕和中為法,適用於風熱夾濕型登革熱,目前已開發為院內製劑「崗藿清瘟顆粒」並應用於臨床。整體而言,劉小虹教授建立了具嶺南特色、病症結合的登革熱中醫辨治體系,強調早期中藥干預、全程中藥干預與瘥後防復的學術思想[1]。
與劉小虹教授偏重濕熱夾瘀的辨治體系相呼應,另有學者從《傷寒論》六經辨證的角度切入,提出「少陽夾暑」理論以解釋登革熱發熱期的臨床表現。該理論認為,登革熱屬「暑疫」範疇,其往來寒熱、口苦咽乾等症狀與少陽病提綱證高度相似,加以暑邪易夾濕、易傷津耗氣的特性,臨床上多呈現少陽經氣不利與暑濕困阻並見的格局。據此,作者主張以小柴胡湯合甘露消毒丹或三仁湯為基礎方,並依患者熱勢、濕重、津傷程度靈活加減:熱盛傷陰者可合白虎加參湯,肌肉酸痛明顯者可合葛根湯,大便不通者可改用大柴胡湯,熱輕濕重者則以三仁湯或香砂連朴飲代替甘露消毒丹。作者透過2則個案說明此一辨證思路的臨床應用,並指出小柴胡湯本身具有解熱、抗炎、免疫調節等現代藥理作用,與登革熱少陽夾暑的病機特徵相符。惟須留意的是,作者在原文中亦坦言,這僅是「一個初步的探索」,其辨證思路雖相對簡明、易於臨床醫師掌握,但仍有待更大範圍的臨床案例進行總結與驗證,尚不足以視為療效已然明確的治療方案[2]。
綜觀上述兩篇中醫藥論述,可見學者對登革熱的中醫病機認識雖切入角度不同——一者強調風濕熱瘀貫穿全程之三期五型架構,一者聚焦少陽與暑邪相合之發熱期病機——但皆共同指向清熱解毒、祛濕透邪為登革熱早期治療的核心原則,並認為及早介入中藥治療有助於截斷病勢、避免傳變為重症。惟兩者性質上皆屬理論闡述與名醫經驗傳承,未採對照設計,樣本亦極為有限,其臨床參考價值高,但作為療效證據的強度則相對薄弱,仍有待後續設計嚴謹之臨床研究加以驗證。
三、實驗室研究
在天然植物來源的抗登革病毒研究中,證據較為完整者,當屬杜鵑花萃取物RM-1的研究:該研究不僅在體外細胞模型中證實RM-1能透過阻斷病毒附著、標靶登革病毒包膜蛋白第三區域(Envelope Protein Domain III),對四種血清型病毒皆展現抗病毒活性(對DENV-2的半數有效濃度EC50=2.24 mg/mL),更進一步在感染小鼠的活體實驗中,觀察到RM-1可改善臨床症狀、延長存活期,並降低血清、腦與脾臟中的病毒量,是目前少數同時具備體外機制證據與動物體內療效證據的天然抗登革病毒候選物[3]。
石蒜科文殊蘭(Crinum Jagus)的研究則聚焦於其主要生物鹼成分車瑞靈(Cherylline)與石蒜鹼(Lycorine)。研究者比較多種萃取技術後發現,液液萃取法能獲得最高含量的酚酸與生物鹼前驅物,且富含酚類化合物與富含生物鹼的兩種萃取物均展現最強的抗病毒效果(對登革病毒與人類冠狀病毒HCoV-OC43的EC50介於1-2.5 μg/mL),惟濃度分別高於0.6與2.5 μg/mL時亦伴隨顯著細胞毒性。值得注意的是,車瑞靈與另一生物鹼Gigantellinine聯用時,可顯著增強對登革病毒(黃病毒屬)複製的抑制效果,顯示兩者具協同抗病毒作用,但此協同效果僅見於登革病毒感染細胞,在冠狀病毒感染細胞中則未被觀察到,提示其作用機制可能具病毒種類特異性[4]。另一項針對印度傳統藥用植物穿心蓮(Andrographis Paniculata)與印度楝(學名Melia Azadirachta,即Neem),俗稱印楝或印度苦楝樹(此物種與中藥材「苦楝」Melia azedarach同屬楝科但非同一屬,化學成分與毒性資料並不相同)的研究,則以細胞病變效應(CPE)降低試驗與MTT細胞存活率分析評估其對第一型登革病毒的抗病毒活性,結果顯示兩種萃取物在150 µg/ml濃度下均表現強效抗病毒活性,且在高達1.5 mg/ml的濃度下仍維持100%細胞存活率、未見毒性;透過GC-MS分析,研究者進一步鎖定穿心蓮中的Lupeol與印度楝中的17-chloro-7-heptadecyne為可能的主要活性成分[5]。
在中藥複方的作用機制研究方面,兩項網絡藥理學分析分別針對登革熱不同證型與經驗方進行探討。其一以生物資訊學與網絡藥理學方法,分析登革熱高頻證候「衛氣同病證」與「氣營兩燔證」的用藥規律:衛氣同病證核心中藥為黃芩、連翹、葛根、金銀花、柴胡及甘草,氣營兩燔證核心中藥則為牡丹皮、赤芍、黃芩、連翹、生地黃、玄參、水牛角、知母、甘草;兩證型分別涉及175與187個潛在作用靶點,共同核心靶點包括HSP90AA1與HSP90AB1,推測核心中藥可能透過調節發炎反應、免疫平衡及血管內皮功能等機制發揮療效,其中氣營兩燔證在血管內皮相關通路的作用尤為顯著,可能與IL-17訊號通路、細胞凋亡及NOD樣受體訊號通路有關[6]。另一項研究則針對經驗方「登革熱1號方」(由金銀花、穿心蓮、黃芩、柴胡、連翹組成)進行網絡藥理學分析,篩選出12種活性成分(如山奈酚、槲皮素、木犀草素等),發現該方與登革熱之藥物-疾病共同靶點達146個,其中IL-6為核心靶點,並可能透過IL-6、TNF、NF-κB、JAK-STAT、PI3K-Akt等多條訊號通路發揮多成分、多靶點、多途徑的協同治療作用。惟這兩項研究均屬電腦模擬層次的機制預測,研究者亦坦言其結果仍待臨床研究進一步驗證[6-7]。
此外,亦有研究以純電腦計算方法探討番木瓜(Carica Papaya)中olean-12-ene、槲皮素、芹菜素、木犀草素與山奈酚等五種天然化合物的抗登革病毒潛力:透過密度泛函理論(DFT)進行量子化學分析,發現olean-12-ene穩定性最高,木犀草素與芹菜素則兼具穩定性與反應性,較適合與生物分子作用;吸收、分布、代謝、排泄與毒性(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Excretion and Toxicity, ADMET)預測顯示,槲皮素水溶性佳、芹菜素口服吸收率高、olean-12-ene細胞通透性優異;分子對接模擬則顯示上述化合物對登革病毒NS2B-NS3蛋白酶、NS1蛋白及包膜蛋白均具良好結合親和力。惟毒性評估亦提示,類黃酮化合物可能具中度肝毒性,olean-12-ene則可能引發心腎毒性,顯示這些候選化合物在邁向下一步體外與動物實驗前,仍需針對安全性做進一步優化[8]。
綜觀上述體外、動物與電腦模擬研究之外,亦有一篇文獻綜述整理近年抗登革病毒藥物研發的整體現況,指出包括JNJ-1802、1,4-吡喃萘醌類與芳萘木脂素衍生物等合成化合物,以及沙棘、印度楝與檸檬香茅等天然植物成分,皆在體內外研究中展現抑制病毒複製的潛力,但截至目前尚無任何相關藥物獲得美國FDA核准上市;登革熱疫苗的研發雖已進入多個臨床試驗階段,但可提供保護效果的疫苗仍屬少數,且存在副作用與適用族群的限制。該文獻認為,未來登革熱防治仍需同時仰賴安全有效的疫苗策略與低副作用的抗病毒藥物,無論其來源為植物性或合成製劑,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9]。整體而言,本章所述之實驗室研究多屬體外、動物或電腦模擬層次的機制探索或藥物開發前期證據,除RM-1一篇具備動物體內療效資料外,其餘研究皆尚未在登革熱病人身上進行驗證,臨床外推須謹慎看待。
四、臨床試驗
相較於前述體外與動物實驗,以下三篇文獻直接以登革熱病人為研究對象,並依證據等級由高至低排序。證據等級最高者,是一項針對登革熱初期患者的回顧性對照研究:研究者比較45例登革熱初期病人(對照組23例採西醫對症治療,實驗組22例於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銀翹散及清熱化濕透表法)的臨床療效,結果顯示實驗組在整體療效、體溫恢復及全身症狀緩解時間方面均顯著優於對照組(p < 0.05);兩組治療後外周血白血球與血小板數均較治療前上升,且實驗組提升幅度更明顯,束臂試驗陽性率也顯著下降;兩組CD3⁺CD4⁺T細胞比例皆上升、CD3⁺CD8⁺T細胞比例皆下降,實驗組的免疫調節效果較佳;至於谷丙轉氨酶(ALT),兩組雖無顯著差異,但整體而言,實驗組在血液學與免疫指標的改善程度優於單純西醫對症治療,顯示中西醫結合治療登革熱初期具有臨床應用潛力[10]。
證據等級居次者,是一項結合全民健保資料庫與體外實驗的病例對照研究:研究者先從2001至2015年間因登革熱或登革出血熱住院的2651名成人病人(193例登革出血熱、2458例登革熱)資料中,以病例對照設計搭配逆機率治療加權(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 IPTW)調整基線特徵後,從62種候選中醫複方中篩選出23種與降低登革出血熱發生風險顯著相關的複方,包括柴葛解肌湯、甘露飲、葛根湯等。研究者再挑選其中15味單味藥搭配5味陰性對照藥物,共20種候選中藥進行體外細胞實驗,結果發現僅天麻(Gastrodiae Rhizoma)與半夏(Pinellia Rhizoma)在不同感染複數(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下,均能透過免疫螢光與RT-qPCR驗證顯著抑制第二型登革病毒(DENV-2)複製。這項研究的族群層級關聯屬回溯性觀察資料所得的統計相關性,可能受到適應症混淆(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等偏差影響,其因果強度不及前瞻性對照試驗,但透過體外實驗進一步驗證,仍為結合大數據篩選與濕實驗驗證的中藥抗病毒研究,提供了具參考價值的方法學框架[11]。
證據等級最低者,則是一篇病例系列報告:作者依《傷寒論》六經辨證,報告3例普通登革熱患者的治療經驗,分別辨為太陽病之傷寒表實證或中風表虛證。其中2例採「麻黃湯序貫桂枝湯」的先後接續治療模式——先以麻黃湯散寒解表,待寒邪已去、仍有營衛不和之症時,再序貫給予桂枝湯調和營衛;另1例則因感邪較輕、自汗明顯,直接以桂枝湯解肌發表。三例病人治療後體溫皆迅速恢復正常、臨床症狀明顯改善並順利出院。作者認為,登革熱發病初期可依患者是否「自汗」作為選方依據,靈活運用麻黃湯與桂枝湯,惟此結論僅建立在3例個案的觀察之上,並無對照組,其證據強度僅能作為臨床辨證思路的參考,尚不足以做為療效證據[12]。
五、文獻計量與研究趨勢分析
除了上述以療效或機制為核心的研究外,另有一篇採用文獻計量學方法的研究,分析近15年登革熱中醫藥研究的發展趨勢:該研究納入136篇相關文獻,運用CiteSpace軟體建立知識圖譜,發現共涉及377位學者與141家研究機構,以廣州中醫藥大學及其附屬醫院為主要研究力量;關鍵詞共185個,其中「登革熱」「登革病毒」「抗病毒」出現頻次最高。研究焦點的演變則顯示,登革熱中醫藥研究已從早期著重證候辨識與治療策略,逐步轉向抗病毒分子機制探討與中藥數據挖掘。這類文獻雖不涉及療效驗證,但有助於掌握該領域整體研究產出與趨勢,可作為理解前三章臨床試驗、實驗室研究與中醫治療論述文獻脈絡的背景參考[13]。
六、結語
綜合上述研究可見,中醫藥治療登革熱的研究證據呈現由理論到機制、再到臨床的階梯結構:中醫藥論述提供了病機認識與辨證思路,實驗室研究則從分子與細胞層次驗證部分中藥與植物成分的抗病毒潛力,臨床試驗雖數量有限,但已初步顯示中西醫結合治療可改善登革熱病人的血液學與免疫指標。惟整體而言,現有證據多僅限體外實驗或初步臨床觀察,樣本規模普遍不大,仍有待更大規模、設計更嚴謹的臨床試驗加以驗證。若有治療需求,應由專業醫師辨證給藥,文中之中藥與植物有待後續研究監測並開發具安全性之藥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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