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散子是一道處方，是一部方書，也是環繞傳統中國千年抗疫史的一則公案~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七月，蘇軾（東坡）生涯史上第三次蒞湖州主政，到任後進〈湖州謝上表〉，文中提到「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以「其」自稱，說自己不「生事」，暗諷朝中「新進」人物（政治新貴）「生事」（意指變法）。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上表，以「悛終不悔，其惡已著」等四大罪名彈劾，欲置之於死地，最後蘇軾入御史臺入獄受審，僥倖宋神宗網開一面，將蘇軾謫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就是所謂的「烏臺詩案」。「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涯的一大轉折，但也開啟了他和歷史上抗疫名方「聖散子」結下不解之緣。

一、聖散子與名醫龐安常
　　「聖散子」名傳千古，與當時傷寒大家龐安常（安時）有極大的關係。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收有〈聖散子方敘〉和〈聖散子方後敘〉，在〈聖散子方敘〉中，蘇軾對「聖散子」方的來源交代得很清楚，他說道這條處方是他苦苦從同鄉人曹谷之處求來，當時還指著江水，對曹氏發誓密不傳人。他謫居黃州期間，正逢時疫流行，他自己也經歷過染病，服聖散子治癒的過程，並將此方合成藥散施諸百姓，藥驗卓著「所活不可勝數」。
　　蘇軾以聖散子方抗疫不僅止於黃州，數年後神宗元佑四年（1089 年），杭州地區禍不單行，大旱災之後跟隨著饑荒，饑荒之後又爆發了嚴重疫情。蘇軾自請赴杭，獲准以「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事」。有了六年前在黃州抗疫的成功經驗在前，他仍利用「聖散子」治疫疾。他的策略是自籌財源以官府統籌辦理賑濟抗疫事宜，租用寬大房舍為病坊，取名「安樂坊」，配備了官吏、郎中，又請來楞嚴院裏的出家眾，按「聖散子」方採購藥材，架起大鍋煎藥，給前來患者分發一人一碗，當場喝下。據《聖散子敘》載，「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再服別的藥合併治療）；至於症輕的，喝過一二服，即『心額微汗，止爾無恙』。」蘇軾這次的防疫顯然也是成功的，他在〈聖散子方後敘〉中寫道：「去年春（1090 年），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
　　蘇軾原本對於曹氏秘聖散子方的作法，打從心中是不贊同的。有了兩次抗疫成功的經驗之後，他不惜悔誓，將此方授予當代人稱蘄水醫王的龐安常，希望藉由龐安常的醫名、醫著讓聖散子方與曹谷之名流傳不巧。證諸歷史蘇軾的期待確實實現了，但是也惹出了不少麻煩。稍晚於蘇軾的文學大家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憶及聖散子從風行一時到消寂的歷程，他說﹕「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蘇軾同鄉）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蘇軾是在元豐三年至七年（1079 - 1083 年）之間任職黃州，宣和年間是（1119 - 1125 年），從蘇軾出聖散方到盛行於京師地方，前後歷經 40 年，其原因可能就是如葉夢得所言，聖散子因為附於龐安常《傷寒總病論》之後，連傷寒大家醫王龐安常都不敢有所非議，因此聖散子也隨著《傷寒總病論》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刊刻行世，才得以廣為人知，而此時蘇軾與龐安常都已相繼謝世十餘年了。

二、聖散子文本的流傳與聖散子方
　　聖散子方是一道處方，但也是一本專書；《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就著錄有：「《聖散子方》一卷，北宋述古堂舊本」，2005 年該書還曾經由中醫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這本書原為醫史文獻學家范行准先生收藏，其後轉贈予中國中科院圖書館。據學者考證，這部書為明人郭五常付梓於鄖陽（今湖北鄖陽區），除了收錄有聖散子方之外，還附刊華陀病危十方、經驗三方，中科院藏本則還收有治療痞疾、臁瘡等續錄 28 方。從原本的單一方，初刻時增錄為 14 方，後續擁有者在復刻時又增錄為 42 方，以形制而言，這是一種備急方，也可能是一種善書，更可能身兼兩種作用。蘇軾在杭州主持防疫事宜時就曾命人抄錄貼於通街大衢，明代弘治癸丑年的那一場瘟疫，吳邑令也曾「以其方刊行」，其用意不言可喻。
　　聖散子最早是以單方的形式收錄在《傷寒總病論．時行寒疫論》，其原方內容計 22 味藥，聖散子與同篇所收錄的方最大不同點，是龐安常並未加註此方的主治症狀。這點可能是與方後附有蘇軾方序，已清楚明白的提到：「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瘥，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小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是為一種藥性微溫的傷寒病的通治方，龐安常雖未曾加註主治功效，然而將之編錄於「寒疫」之下，立場其實也已表明的非常明白了。
　　近代有學者分析此方的組成，說道：「方以麻黃、細辛、附子、吳茱萸、高良薑溫陽散寒，以蒼朮、厚朴、藿香、半夏、石菖蒲、草豆蔻燥濕，以茯苓、猪苓、澤瀉滲濕，白朮健脾化濕，防風、藁本、獨活以風勝濕; 柴胡、枳殼、芍藥、甘草合爲四逆散，調暢氣機之用。以方測證，不難看出此方是爲寒濕之邪而設。」；另 1987 年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傷寒總病論〉釋評》一書，對聖散子方，特別加註按語》:「從方藥組成看，全方偏溫，用於時行寒疫病自無不可，但若云：『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未免言過其實。』」既然古今醫家對聖散子藥性及適用症並無太大歧異，那麼又何來公案之說呢？

三、不問證候如何，無不愈？
　　「不問證候如何，無不愈？」世間真有如此靈效醫方？後代醫者論及這一段歷史，多以蘇軾不通醫學，一筆帶過；然而，龐安常呢？當代傷寒大家，難道只為了顧及他與蘇軾的交情，而能任意草菅人命？其實這是低估了當時的時代風土對文人、對庶民，乃至對醫家的制約影響力。
　　宋代歷朝皇帝多雅好醫方，這是宋代歷史的一大特色。舉宋太宗趙炅為例，在他執政的第 3 年，便「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竟蒐羅了驗方「萬餘首」，這就是醫方鉅著——《太平聖惠方》的前身。在他晚年還下詔創辦了御藥院，院中並整理出了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宮廷內的成方製劑規範——《御藥院方》（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這類成藥處方配本，在宋代中期之後也拓展到惠民政策的一環——熟藥所與《和劑局方》，在《和劑局方》頒行地方各處之後，民眾得以不用尋醫，可以按方買藥，在醫療資源不充裕的年代或偏鄉，大幅度提高民眾的自救能力。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評論說：「《和劑局方》之爲書也，可以驗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制，尋贖見成之丸散，病痛即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謂至矣。」但是問題也出在同一地方，過去「臨病制方」的醫師守則，一變而為「一方通治諸病」（朱震亨《局方發揮》）的弊端。
　　第一版《局方》發行的時間點 1078 年，正是蘇軾任職黃州期間，可想而知，蘇軾在論及聖散子方時說「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正是這個時代風氣的表現。

四、宋明之際疫病的鑑別無非採時空作為標幟
　　由於傳染病、流行病除了相染、暴卒之類的特徵之外，初起的體徵：惡寒、發熱都是相通的，在很長的一段歷史裡，傷寒、天行、溫病、溫疫等稱呼都用來混稱傳染病和流行病，晉．陳延之《小品方》中就說道：「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爾，不說病之異同也。」基本上在宋以前的疾病分類，烈性或急性傳染病，都歸屬於傷寒病之下，也統稱外感病。外感病的病因、論治，在宋代以後有了極大的進展，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就是龐安常。龐安常曾提出傷寒與溫病應該分治，他認為熱症較明顯的溫熱病是由異氣所致，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可以說是數百年後溫病學的前驅。
　　不過從龐安常到明末第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溫疫專論著作《溫疫論》（1642 年）問世之前的六百餘年間，論治疫病仍以傳統六淫之說佔勝場。以六淫之說來解析疫病的特徵，無非是利用疫病流行相關時、空條件的觀察，希望能使疫病的治療更加準確。
　　南宋初醫家陳無擇在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說：「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往往頃時，寒疫流行，其藥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未可考也。」此處所說的「方土」很明顯是區域性的地理因素，明代醫家王肯堂講得更清楚：「昔坡翁謫居黃州時，其地瀕江，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滛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是以通行於世，遺禍於無窮也」。
寒疫看似是一種病性的用語，實則不然；明代醫家吳綬為寒疫定義為：「乃天之暴寒為病也。凡四時之中。天令或有暴風寒之作。人感之而即病者。名曰寒疫。」換言之，寒疫是四時異常氣候「暴寒折人」（《傷寒蘊要全書》）所致的外感病，是一種暫時偶發的流行病，仍然不脫是一種時令相關的疾病。

五、以五運六氣理論為聖散子重新定義
　　清代溫病大家吳鞠通曾對歷史上「寒疫」一詞作過觀察，並加以定義，他說：「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壯熱，頭痛骨節煩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類，若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或五運寒水太過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為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寒之時，則用辛溫解飢，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溫病學在清代中葉成熟，吳鞠通論述「寒疫」的這段文字，摻入論治外感病的兩種新醫學元素；其一是依病性，而不依病因來論治外感病；其二是借用五運六氣的推算法則分析疫疾的病性。
　　聖散子方在明代還有大規模使用的紀錄，但是效果仍不理想；明醫家俞弁《續醫說．聖散子方》中，曾紀錄了明代弘治癸丑年，吳地中疫癘流行「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遍施街衢，幷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一生」。在此之後疫病當分寒溫陰陽之別逐漸為世醫所認同，聖散子隨之在歷史的舞臺逐漸消寂。但仍不失為醫家喜歡探究的熱門標的，只是推論的理論基礎一轉為五運六氣理論。
　　張鳳逵在《增訂葉評傷暑全書》一書，明確地指出；寒疫多病於「金水不斂」之年（古代運氣醫學的用語），聖散子寒疫挾濕之方而設，永嘉、宣和年間服此方殞命者，是因爲以寒疫之方，誤施於溫疫而致。清乾嘉年間的名醫王丙，運用「大司天」（360 年為一個大司天週期，六年為一司天週期）理論，分析聖散子方在宋代治療疫病前後迥異的效果，認爲蘇東坡以聖散子治疫時，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從黃帝甲子算起）太陰濕土在泉，而至宋徽宗辛未年時，已交六十四甲子，相火已開始用事。運氣環境變了，而仍以溫燥的聖散子治疫，難免會有貽誤。陸懋修承其外曾祖之學，在其著作《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再一次重申：「公（蘇軾）謫居黃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濕土運中，方必大效。至五十歲後，又值六十四甲子，相火之運，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聖散子方的歷史走到清代以司天理論解析，基本上已是窮途末路，在醫家眼裡，只能算是一種聊作談資的歷史文本了。

六、結語
　　聖散子方流行近千年歷史，因出於蘇軾之手，盛極一時；又因殺人無數而不得不湮沒於歷史的洪流。它的對應主治，大抵上在南宋初年陳無擇筆下，就已經被定調為「寒疫」類的處方，這點歷史上的醫家似乎無人提出疑義。究其緣由，可能是與龐安常在《傷寒總病論》中就將之歸類於「時行寒疫論」之下有關。
　　既然早在龐安常手中就已經將聖散子方定調，那麼又何以從昔日活人無數的濟世良方，跌宕成「殺人無數」的利器。這一段醫學史的喧然大波，又該如何評價呢？有人將矛頭指向了蘇軾，認為是蘇軾對疫疾本質的認識不清所致。若然，蘇軾生涯中曾平息黃州、杭州兩場疫疾風暴，純然是運氣好？那麼據《雍正江西通志》記載，元豐三年至七年（1080 – 1084 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在任監筠州鹽酒稅期間也遇到了一場瘟疫，此時的蘇轍也采用了聖散子藥方，「遍謁病家與之」、「醫活者甚衆」，又該作何解？
　　清代醫家又從大週期的五運六氣理論，試圖為聖散子在蘇軾手中有效，在他人手中無效的歷史現象解套。證諸現代研究，七至九世纪是冷凉期，十至十四世紀是温暖期，十五至十九世纪又進入寒冷期。蘇軾使用聖散子方的兩次時間點都落在第十世紀末，屬不適合使用聖散子的溫暖期；而明代弘治癸丑年吳地的疫情，又進入十五世紀適合使用聖散子的寒冷期。因此大司天理論的推論，似乎並不精確。
　　蘇軾固然以「一切不問」的武斷方式，搭配他的名人效應來傳播聖散子，招致後人對他與聖散子的種種負面評價。然而，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此，聖散子的不當應用才是事實。在溫病溫疫理論成熟之前的探索期，以功過苛責蘇軾，苛責吳邑令孫磐等人都有失公允。究其實，在聖散子流傳的歷史，所有牽扯到的相關人物，都不過是在他們身處的時空背景下，作出他們覺得最正確的抉擇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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